面对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带来的压力，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寻找应对办法。有的尝试引入机器设备，降低人工成本，有的筹备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使用当地的低廉劳动力。采访中有专家建议“刘易斯拐点”到来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当前应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引导企业走出去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办法入手，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顺利转型升级。
在有着“中国轻纺城”之称的浙江省绍兴县，招工难及用工成本上升，这几年成为轻纺企业最头疼的问题。
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当地纺织龙头企业，现有员工4000多人。公司副总经理洪桂焕说，从2008年到现在，员工平均工资从1200元涨到3000多元。用工费用的上涨，迫使企业想办法降低成本。洪桂焕告诉记者，当前企业的主要做法就是增加机器作业，减少工人数量。
位于温州市经济开发区的法派集团有限公司，同样面临着招工难和成本上涨的压力。为了降低成本，公司在生产流程上进行简化，改变过去工人等活干的作业方式，将每人每天加工服装的数量从两件提高到三件。
在记者采访的其他地区，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同样问题。东莞常平贺捷塑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居山说，现在工人工资每年上涨15%，订单价格却不变，这个差价只能由厂家承担，这迫使企业引入机械设备来降低成本。从今年年初开始，公司的部分生产线已经上马机器设备。四川省川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军说，企业用工成本越来越高，现在是能用机械的就用机械，能不用人工的就不用人工。
“中大企业有实力引入机器设备，小企业却很难做到。”赖居山说。一方面，机器设备成本很高，动辄几十甚至上百万元，对利润变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无疑是笔巨额投资；另一方面，即使引入设备，公司也将面临人才短缺问题，缺少会使用机器的技工。
浙江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仉贻泓表示，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倒逼企业主动转型升级，减少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这也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今年6月份，浙江省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占缺工总人数的22.22%，呈持续上升态势。
“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劳动力素质很难适应转型升级要求。目前，浙江省农民工占了企业用工的70%，大部分是无专业技能的普工，学历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程度。这种用工结构很难适应机器、信息化的产业升级需要，人才瓶颈问题将会越来越凸显。”仉贻泓说。
“再这样涨下去，我们会考虑往更便宜的地方转移，比如东南亚等地。”金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诸建锋表示。作为浙江省出口量和出口额最大的鞋类企业，金帝公司这几年明显感受到用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目前，金帝公司已经在江西省鹰潭市建立分厂。诸建锋介绍，现在企业所在的温州市经济开发区土地费用上涨很快，已经到了四五十万一亩，而在江西一亩地只需要3万元，这对企业扩大规模来说，可以节约很大一笔开支。
“向中西部转移还不够。这几年我去孟加拉、越南、斯里兰卡等国考察过，当地的劳动力价格非常低。”诸建锋说。他以孟加拉国为例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当地的工资每月50到80美金，比温州当地少2/3左右。
贺捷塑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居山说，十几年前公司从台湾转移到大陆时，吸引企业的就是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当时只有几百块钱，现在工资已经涨到3000元。近几年，周围一些企业已经陆续倒闭，也有的企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地。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些转移出去的企业在初期会受到人文环境、产业链配套等因素制约，但一旦扎下根就能快速成长。“虽然不舍得离开大陆，但如果成本一直涨下去，公司肯定会转移。”
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针对在华欧洲企业的2013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低廉是过去中国吸引欧洲企业来华投资的主要因素，但在今年的调查中，63%的企业将人力成本攀升列为未来在华业务最重大的挑战，62%的企业对未来人力成本的变化持悲观态度。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表示，除了劳动力价格的优势外，与国内市场相比，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是零关税，这有利于他们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近年来，不仅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知名企业将重心从中国转向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开始向东南亚、拉美或非洲等地转移，而这将成为一个趋势。
采访中一些专家表示，“刘易斯拐点”到来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也是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一个机遇，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当前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突出、企业招工难、成本上升的形势下，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既要加强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造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也要引导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加快走出去，利用国际人力资源。同时，还要助推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转型升级。
第一，强化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减轻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的冲击，缓解当前企业招工难困境。采访中很多企业负责人及打工者表示，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关注孩子的义务教育、城市治安环境及生活配套设施等方面。而大多数城市在这些公共服务领域，做得远远不够，不能满足农民工的诉求，造成大量企业存在缺工现象。
从短期来看，要缓解企业用工难，必须不断补齐这些公共服务短板。对于政府来说，要在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选择，使他们愿意留在打工地。同时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来说，要加强人文关怀，逐步改善生产环境。政府和企业联手为农民工创造一个愿意留下，同时有上升通道的社会环境。
第二，引导部分有实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出去，转移到东南亚、非洲等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的地区。在胡必亮等专家看来，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受到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制约，产业向海外转移成为必然。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也适合承接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从中期来看，走向海外寻求廉价劳动力是国内密集型企业的一个选择。金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诸建锋认为，对于那些有意向海外转移的企业来说，在看到当地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更要关注当地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能力、关税政策以及人文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不利于企业在当地扎根。
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引导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一些专家表示，从长远看，产业转型升级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最终出路。对于企业来说，要对现有设备进行更新或技术改造，淘汰落后设备，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优化组合，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减少对低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依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招工难困境。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要利用税收、土地、财政等手段，着力扶优汰劣，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约束低水平低效益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同时，根据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政府还要有针对性地发展技工教育，加快高技能人才公共培训基地建设，并通过培训经费税前列支、提供补贴等形式，鼓励企业自主开展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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