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政策

　　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学前教育经费由2010年的191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1011亿元，复合增长率约为31.91%。学前教育是指对胎儿直至进入小学的儿童进行的教育、组织的活动和施加的影响。以下对学前教育政策分析。

　　学前教育政策分析，2016年中国互联网学前教育市场规模达到30.4亿元，同比增长69.8%。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正式实施，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1846万，同比增长11.5%，增长率较2015年提高约13%，互联网学前教育行业将迎来人口红利，2018-2023年学前教育市场行情监测及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2017年中国互联网学期教育市场规模将超40亿元，达到41.0亿元，同比增长35%。

　　幼儿园属于重资产业务，拥有100家以上直营幼儿园的幼教集团屈指可数，必须借助简单粗暴资本的力量并购整合。此外，幼教项目的毛利率不足20%，为保障民办幼儿园的净利率，往往在师资和教育内容的投入上“偷工减料”，这也是导致我国民办幼儿教育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就目前而言，学前教育处于行业发展成长期，市场拥有较大发展空间，并且随着社会教育观念更新，新生代父母家庭的育儿诉求也正在发生转变。现从三大规范转型趋势来分析学前教育政策。

　　1.从规范教育内部到规范全社会

　　2010年前，我国出台的各类学前教育政策大多指向学前教育的内部规范，至多指向与学前教育有关的社会规范，比如《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等。而2010年后，无论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还是《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又或者是正在推行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都带有辐射效应，不仅将政府、幼儿园、家庭囊括其中，而且推广到更广泛的社会公众范畴。譬如，从2012年开始，为了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若干意见》，宣传国家、省(区、市)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理念，营造共同关心、支持学前教育的良好氛围，教育部将每年的5月20日至6月20日定为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宣传媒体宣传科学育儿理念，推进政策创新，发展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政策分析，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学前教育是一项涉及面更广、更宽的事业。许多问题看起来是学前教育领域的问题，但实质上是社会领域的问题。譬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幼儿园的关停并转，它并不起源于学前教育内部，而是受制于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再譬如，学前教育中的“小学化”倾向问题，是一个无法在学前教育内部加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幼小衔接、高考录取、社会观念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

　　2.从规范地方政府到规范各级政府

　　权力本位放大的是政府的行政权威，权利本位引领的是政府的责任意识。2010年前，我国的学前教育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制度，中央出台的学前教育政策主要目的是规范地方政府，敦促地方政府履行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与此同时，大多数地方政府，尤其是省区市级政府又如法炮制，制定相应的措施敦促县(区市)、乡(镇)政府履行责任。可以说，2010年以前，对于学前教育，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力在场，责任缺席”的问题。同样，省区市级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中，也是权力意识大于责任意识。

　　学前教育政策分析，《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明确政府职责”，《若干意见》则明确了从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的相应职责，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首次提出了“省市统筹，以县为主”的事业发展方针，并相对明确了财政、发改、教育部门在发展学前教育中的职责。不断出台的政策促使各级政府的职责进一步得到明确，也使公民的受教育权进一步得到保障。

　　3.从局部性规范到系统性规范

　　学前教育政策从比较的意义来看，《若干意见》是到目前为止最完备的有关学前教育的制度规范。它不仅对学前教育的地位、属性进行了全新的阐述，而且从如何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如何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如何加大财政投入等十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设计，是未来十年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若干意见》颁布后出台的《关于加大财政投入发展学前教育的通知》、“三年行动计划”、《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及《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等，都是对《若干意见》的细化与系统落实。

　　与《若干意见》相比，我国此前出台的学前教育相关政策基本上是局部性规范文件，是针对学前教育领域的一部分问题制定的政策文本。譬如，《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主要规范的是幼儿园的保教工作，《幼儿园工作规程》主要规范的是幼儿园各项工作。而且，很明显的是，在2010年以前，我国出台学前教育政策规范的速度是相对缓慢的，而且更新也相对迟缓。

　　学前教育政策表示，在国家层面，要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省级层面，要加强统筹，做好省级人口未来发展的预测，对未来15年的教育布局重新进行规划，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和保障教育发展;在地市、区县层面，要把教育的增量发展纳入到地市、区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建立既分工又合作的工作机制，改革高度分割又集权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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