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事件中商品流通应急机制研究

　　内容摘要：“非典”突发事件促使人们开始研究商品流通应急机制。但目前政府建立的应急机制大多只是机构专责和领导专责预案，实质上不过是增强了一些行政准备而已。作者认为，除此之外，更核心的机制应该是从建立完备的市场信号体系和完善的市场基础条件入手。

　　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给我国商品流通管理提出了新课题：深入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商品流通应急机制，对重大突发事件中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件回顾

　　北京“非典”疫情初期，社会反应相对平稳，但到了4月20日左右，疫情的陡然加剧给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社会和市场产生了突发性反应。

　　在流通领域，从4月21日起，北京市生活必需品市场和医药类商品市场突然出现了异常情况。许多超市一时间粮、油、方便食品、消毒用品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货断档。随后，蔬菜、鸡蛋等农副产品价格飚升。

　　针对这种局面，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并得到全社会的有序配合，终于在36小时内（从4月23日下午到25日凌晨），使北京市场供给恢复正常，抢购风潮得以平息。情况过后，人们开始反思应急机制建设问题。

　　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及其分析

　　具体解剖应急过程中各种当事主体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应急机制的若干内在规律。

　　居民
　　4月20日，为了减少相互接触，预防“非典”，居民普遍开始集中采购。集中采购的结果是，市场突然出现了短缺的“市场信号”；为预防买不到东西或价格上涨，居民们纷纷开始抢购。
　　居民的这些市场行为，可以用以下需求函数给予解释：
　　XD=X(Pa,Sa)
　　Pa=P(Pn-P0)
　　其中，居民对某商品的需求量为XD，抢购前产品价格为P0，n日后产品价格为Pn，Pn＞P0，居民预期价格为Pa，Pa＞Pn，居民预期供应量为Sa。
　　对Sa 的判断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购买行为。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缺乏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采集和发布机制，加之“北京市即将封城”、“北京物资供应将出现困难”等谣言盛行，对居民对Sa短缺的预期不断被强化，从而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

　　供应商
　　根据观察，在突发事件时期，一般的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
　　XS=X(Pba,I,Cb)
　　其中，XS为供应商对某商品的供应量，Pba为供应商预期市场价格，I为市场需求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Cb为供应商应急生产和销售需增加的交易成本。

　　在供应商方面，由于对函数中各自变量的考虑不尽相同，其供应行为表现出了微妙的差异。

　　食盐和面粉生产商 北京市的食盐主要由北京市盐业公司负责生产和供应。该公司的判断是：食盐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比较低，如果在应急期间厂商为满足居民需求量XD而增加产量，危机过后就可能积压，长期Pba就可能低于P0，对企业长远利益不利。因此，在应急时期，除了动用食盐存货以外，盐业公司只是稍微调增了日产量，并适当补充了食盐原料储备。

　　与盐业公司类似，北京市场面粉的主要供应商北京粮食集团平时日产面粉1000吨，应急时期也只在个别日期增产到1100吨。

　　其它商业机构 由于零售机构通常经销多种商品，每种商品又是多家经营，个别商家要准确评估信号XD就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因此，为满足消费者集中购买，许多零售机构不得不大量增加库存，而26日以后，随着抢购趋于缓解，部分商品就出现了“滞销”。

　　口罩、消毒液等预防“非典”的医药类商品的供应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短货。由于我国缺少全国性的市场信息集中发布设施和机制，在应急情况下，这些信息没有能够及时传播到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因而未能组织起更有效的供应。

　　鲜货商品运输商和供应商的对策行为又有不同。抢购风潮初期，鲜活商品供应曾一度非常紧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北京将要封城的传言甚嚣尘上，北京周边地区从事鲜活商品运输的商户减少了作业。由于搜寻、洽谈运输服务及进入北京的运输费用急剧上升，而进入北京城后销售场所、价格的变动情况也非常不确定，结果向北京供应鲜活商品的交易成本Cb大大提高，致使鲜活商品供应商减少了对北京的市场供应。

　　政府行为及其分析
　　针对上述市场反应，北京市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及时发布市场信息
　　4月23日，北京市副市长孙安民针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出现抢购现象及时通过媒体向市民们传递了以下信息：北京市的粮、菜、油供货基地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市委、市政府已经要求各类商业企业正常营业保证正常供应；市政府已要求所有商业企业定时对商场进行消毒，保证市民在安全、卫生的环境中购物；市工商、物价、质检部门已加大对商品价格检查的力度，以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平稳，保证食品安全卫生。

　　这些信息，综合影响了Pn、Pa、Sa等市场信号，对居民理性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对不同类型商品采取不同的价格政策
　　除了发布上述信息，北京市还实施了有针对性的价格管制。当时的限价商品主要包括：短期内难以达到供求平衡的商品。在“非典”疫情日益严重的时期，口罩、消毒液等商品的突发性需求与产能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限价使价格变动的不确定性减弱了，让厂商打消了暴利预期，防止了厂商囤积居奇。限价政策具有可操作性的商品。医药类商品的销售渠道相对单一，便于政府有关部门对销售终端的物价监控。北京对医药类商品的限价在操作上十分有力。有效稳定人心的商品。当时，医药类商品成为稳定市场和人心的关键商品，北京及时管制这类商品的价格，对稳定大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组织货源保障物流畅通
　　22日-25日期间，北京市商委等部门在积极组织本地货源的同时，通过各地的商业主管部门，帮助供应商从天津、河北、上海、辽宁、吉林、山东等十几个周边省市调配商品11240吨。此外，商委还及时安排供应渠道，确定了辐射全市的预防“非典”物资供应保障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启动了北京市道路货运行业抢险救灾和重要物资紧急运输预案，保证了应急运输运力的充足。

　　通过以上措施，政府有力影响了供应商的Pba、I、Cb，从而诱导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充分的商品供求量XS，进而缓解了居民对价格Pa和供货量Sa的紧张预期，最终达到XD正常，为从供需两方面缓解市场供求矛盾创造了重要的支持条件。

　　以上分析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市场表现是所有居民和厂商的自主决策行为的总和，市场机制高度依存于所有这些主体分散的决策。
　　“市场信号”和“市场基础条件”是市场主体评估市场趋势、决定消费行为的两方面必要条件。在应急情况下，比较关键的“市场信号”主要包括：事前产品价格P0，事中抢购价格Pn，居民预期价格Pa，居民预期供应量Sa，市场需求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I，厂商预期市场价格Pba，为应急生产和销售需增加的交易成本Cb，等等。这些市场信号的形成与传播，通常要依靠一些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意识到或没有重视的“市场基础条件”，它们包括：市场信息发布传播设施和机制（决定信号I）；竞争、交通和贸易政策体系及其应急保障机制（影响信号I、Pba、Sa、Cb等）；专业市场信息评估服务设施和机制（影响居民和厂商对Pa、Pba、Sa等市场信号的判断）；商品分销设施（几乎影响上述所有信号）；市场主体的经济理性素质（突出影响居民和厂商对Pa、Pba、Sa、Cb等市场信号的判断），等等。

　　人们应付突发性危机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市场信号体系的完备性和市场基础条件的完善性。
　　完备的市场信号体系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市场主体需要的所有重要信号能够及时、真实、充分地显示，政府或任何其它市场主导力量对市场信号的影响能及时地以高度的确定性显示，自发形成的市场信号系统（或在必要时经过政府影响后的市场信号）应能具有确定的引导市场以最小成本复归均衡的性质。

　　完善的市场基础条件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市场信息发布和传播设施和机制完善，能够在第一时间与全国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形成必要而充分的信息交换；竞争、交通、贸易政策体现出高度的公平性、自由性和开放性，并能够在危机时期获得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全国乃至全世界各方面善意力量都能及时、便利、低成本地参与应急流通保障；权威、高素质的专业市场信息服务机构发达，它们能够帮助居民和厂商理性、准确解读市场信息，协助政府高效引导市场预期；物流和商业分销机构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程度，能够迅速、有效地满足复杂的消费者需求；居民和厂商普遍具有应急训练经历，并具有必要的经济理性和市场道德素养，能够对危机做出理性的适当的反应。

　　市场信号和市场基础条件是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化解危机的杠杆。政府应急管理的核心内容在于及时补正市场信号系统、及时保障和完善市场基础条件。

　　所以，作者进一步建议，不要简单地将商品流通应急机制等同于建立专门的应急领导机构、明确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工、加强应急物质储备等等，要建立健全完备的应急机制，还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设立长期性、战略性地收集、整理、研究市场信息的政府专门机构，以期能在危机管理中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可靠、充分的市场信息情报。

　　鼓励、扶植社会力量深入开展市场信息研究和服务，并争取培育出若干权威的、具有良好公信力的专业市场信息服务机构。这样的机构通常比政府具有更高的服务效率和中立性，在危机管理中往往能够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比如，它们可能为市场更及时地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还可能帮助政府弥补其知识和信息的不足；特别是在信息评估方面，其专业分析可能对居民、厂商和政府正确把握宏、微观市场走势具有极大的帮助。这对居民、厂商合理决策、减少损失，对政府实现引导社会的目的，无疑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国外的一些著名咨询公司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样板。

　　依靠市场力量或由政府主导，逐步建立起一套市场信息集中发布、传播和回收设施和机制。这次应急过程中采取的新闻发布会、电视电台报导、报纸宣传、网站布告等机制，还没有整合为高效协同的设施和机制系统，其传播影响力、沟通能力还远没有达到理想水平。

　　加快建立公平、自由、开放的竞争、交通和贸易体制，并对这种体制给予强有力的立法保护。这次危机显示，正常、高效的商品流通十分依赖于公平、自由、开放的竞争、交通和贸易体制。在危机时期，供货特权、交通堵塞、贸易壁垒都可能极大增加交易成本、严重损害危机处理效率和效果。所以，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及其立法保护绝对应该成为应急机制的常规性基础。

　　将全民应急素质训练和必要的经济理性和市场道德素养培训作为应急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应急的最终行动者是广大居民和厂商，他们的应对水平也就成为危机处理效果好坏的关键。可以观察到，尽管香港和新加坡没有我们社会的政治优势，但它们的居民和厂商凭借其成熟的经济理性和市场道德素养做出了更高水平的应急反应，这就体现了民众素质对应急管理的重要价值。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刘向东 程 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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