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高昂的成本和风险是“四大”难以承受的。近年来,“四大”面临着和它们的投行合作伙伴如中金、高盛高华一样的困境,即过往立身之本的金融行业项目、大型国企项目越来越少,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上市的主力已变成中小企业。
在过去,由于垄断金融机构和大型国企IPO项目市场,“四大”收获丰厚的利润。而在风险层面,由于大型金融机构与央企有强有力的背景支持、自身经营也相对规范,所以此类IPO项目风险非常低。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往往存在着规模小、风险高、业绩波动大、公司治理不规范的现象。同时,由于审计费用往往与被审计公司的规模相关,导致了中小企业审计业务风险高、收入低。一高一低之间,“四大”选央企而舍弃中小项目,是一种现实的逻辑。即使中国A股IPO市场风向已经明显转向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但“四大”高出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数倍的人力成本,注定其从这个利润空间并不大的市场中获利有限。
其二,“四大”的声誉近年来在下滑。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四大”的声誉达到最高点,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外界对“四大”信任度不断下降。
2001年,美国安然事件牵出了会计巨头安达信,让美国会计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曝光。该年7月,世界通信公司制造了创纪录的33亿美元假账,而它的同伙又是安达信。在一系列丑闻打击下,安达信最终倒闭。
而近年来,“四大”在国内外问题不断。此前,“四大”之一的普华永道还曾被中国财政部责令整改,外界对“四大”的质疑在不断增加。
其三,中国有关部门对“四大”的态度发生转变。本世纪初,“四大”在国内A股市场的发展势如破竹,其中有一系列的政策原因。当时,本土事务所例如中天勤在“银广夏事件”中灰飞烟灭,社会各界对“四大”期望值很高。2001年,中国证监会曾要求企业IPO及上市公司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
而现在,这些规定逐步取消,有关部门对“四大”的态度发生转变。例如财政部近年发文要求,境外上市企业——金融、能源、通信、军工企业以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骨干国企应当优先选择有利于保障国家经济信息安全的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有关部门要求,在“四大”与财政部的合作到期后,可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这项政策的目的,可能在于推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的并购重组,抑制大型国企过分依赖“四大”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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