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链氯化石蜡作为一种具有高毒性、生物蓄积性和远距离迁移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工业生产中曾因良好的隔热性和绝缘性被广泛应用。尽管欧美国家在其被列入国际公约附件后已禁止生产，但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仍在使用，导致其在环境介质中广泛分布并带来显著危害。深入了解其环境行为与影响，对落实行业政策、保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短链氯化石蜡的理化性质由碳链长度和氯化程度决定，其辛醇 - 水分配系数较高，蒸气压和亨利定律常数较低，导致在自然水体中难以水解和光解，且具有显著的生物富集性与远距离迁移能力。《2025-2030年全球及中国氯化石蜡行业市场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8 年和 2019 年中国短链氯化石蜡消费量分别为 225.2×10³ 吨和 236.4×10³ 吨，向环境排放分别约为 3.9×10³ 吨和 4.2×10³ 吨。
在水体环境中，中国长江中游短链氯化石蜡平均浓度达 18989 ng・L⁻¹，白洋淀水体平均浓度为 7223 ng・L⁻¹，均远高于日本和北美地区。海洋污染则以中国渤海南部、东海及东部和南部沿海海域较为严重，工业废水排放是主要污染源。土壤中的短链氯化石蜡主要来自大气传输、工业排放和电子垃圾拆解，如中国台州电子垃圾拆解区土壤中其含量可达附近区域 3 倍以上，英国工业发达地区土壤中浓度为 50 ng・g⁻¹，高于挪威偏远地区的 22 ng・g⁻¹。
大气环境中，短链氯化石蜡浓度呈现城市高于农村、靠近污染源区域高于偏远地区的特征。中国河南靠近氯化石蜡相关产业的城市大气浓度范围为 2.6~770 ng・m⁻³，北京夏季大气浓度平均值 200 ng・m⁻³ 显著高于冬季的 7.70 ng・m⁻³，温度影响下的挥发性差异是重要原因。
短链氯化石蜡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显著，其在水生生物体内具有强生物富集和放大效应。安大略湖鳟鱼体内短链氯化石蜡含量随时间递增，中国淀山湖水生生物体内浓度范围为 10~1300 ng・g⁻¹(以单位脂质质量计)，底栖生物含量高于非底栖生物。白海豚体内浓度高达 25290 ng・g⁻¹，其猎物中肉食性鱼类含量显著高于低营养级生物。研究表明，短链氯化石蜡可导致斑马鱼胚胎发育迟缓、畸形率升高，虹鳟鱼肝脏组织坏死，褐牙鲆胚胎孵化率下降甚至死亡。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短链氯化石蜡通过食物链积累影响野生动物健康。中国长三角地区野生动物体内浓度范围为 91~43000 ng・g⁻¹(以单位脂质质量计)，格陵兰岛动物体内平均浓度较以往显著上升。其毒性作用包括诱导氧化应激，导致 DNA 损伤和细胞凋亡;干扰内分泌系统，降低甲状腺激素水平;抑制土壤微生物呼吸作用，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植物根系吸收功能和光合作用。此外，人类通过多种途径接触短链氯化石蜡，血液、母乳和胎盘中均已检测到其存在，对胎儿和婴幼儿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短链氯化石蜡的毒性机制主要包括氧化应激、代谢紊乱和内分泌失调。在氧化应激方面，其可诱导活性氧积累，降低细胞内谷胱甘肽水平，激活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当浓度超过机体清除能力时，会导致生殖细胞凋亡和器官损伤。代谢紊乱表现为干扰甘油磷脂代谢、三羧酸循环等，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 α，影响脂肪酸和氨基酸代谢，抑制能量代谢过程。内分泌干扰作用则通过降低甲状腺激素水平、结合雌激素受体等途径，破坏激素稳态，引发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症状。
2025年氯化石蜡行业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对短链氯化石蜡的管控，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生产国，环境介质中其浓度仍处于较高水平。当前研究仍存在诸多空白，如不同链长和含氯量同系物的毒性差异、长期毒性效应、与其他污染物的协同作用等。未来需加强环境分布与归宿研究，建立科学的环境归宿模型;深入探究毒性机制，特别是对胎儿和婴幼儿的影响;提升检测技术灵敏度，发展高效降解修复技术，为政策实施和风险防控提供科学支撑。
短链氯化石蜡的环境问题在2025年行业政策框架下凸显治理紧迫性。其广泛分布于大气、水体、土壤等介质，通过生物富集和食物链放大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多重威胁，毒性机制涉及氧化应激、代谢紊乱和内分泌干扰等多方面。面对政策要求与研究空白，需从污染监测、机制解析、技术创新等维度推进系统性工作，以实现氯化石蜡行业的绿色转型与生态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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