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大厅网讯，当前，数字经济行业正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在推动产业升级、重构全球价值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从数据来看，2022 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年增长率为 4.1%，占 GDP 比重达 61.7%，其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分别为 39.1%、52.4% 和 62.3%。而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2022 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增长率为 2.3%，占 GDP 比重为 52.8%，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对于明确数字经济行业投资方向、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2025年数字经济行业投资分析。
《2025-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市场深度研究与战略咨询分析报告》指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且这一效应会随着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呈现出差异化变化。为验证这一结论，采用 2007-2016 年 31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 OLS 均值估计和分位数回归估计两种方法进行分析。
从 OLS 均值估计结果来看，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0.0134，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总体层面而言，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影响的异质性。随着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数字经济的正向回归系数逐渐减少，且显著性水平逐步降低。具体数据显示，在 θ=0.1 分位点时，数字经济回归系数为 0.1351，且在 1% 水平上显著;θ=0.3 分位点时，回归系数为 0.0766，在 5% 水平上显著;θ=0.5 分位点时，回归系数为 0.0023，在 10% 水平上显著;θ=0.7 分位点时，回归系数为 0.0011，在 10% 水平上显著;当达到 θ=0.9 分位点，即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处于较高水平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变为 - 0.0216，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已呈现出负向趋势。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的国家，其服务业在全球分工中更多集中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智能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处于 “微笑曲线” 的两端，此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空间本身就相对较小，导致数字经济对其提升作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当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达到较高水平后，相关增值环节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更高，而目前 “一带一路” 沿线多数国家数字经济起步较晚，存在数字技术接入和应用的 “双重鸿沟”，一旦数字技术发展无法满足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需求，就可能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产生制约，进而使数字经济的影响呈现出负向迹象。
在控制变量方面，对外开放度(以服务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看似与部分已有认知相悖，实则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密切相关。该区域内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服务进口规模大于服务出口规模，大量依赖进口中间品来生产最终服务品，以 2022 年数据为例，部分国家服务进口占服务出口的比重分别高达 125.02%、140.74% 和 143.18%，这就使得以服务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衡量的对外开放度越高，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反而越低，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的国家，对外开放度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劳动力就业程度(以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基础设施(以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资本存量(以一国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和外商直接投资(以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 GDP 的比重表示)均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显著正相关。其中，随着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劳动力就业程度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呈倒 “U” 型关系，资本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呈 “U” 型关系，基础设施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则不断增强。这意味着，对于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间位置的国家，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劳动力就业程度，能更有效地提升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资本存量的积累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或下游两端位置国家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能营造更优越的营商环境，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进而持续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增强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效果。为验证这一中介效应，构建递归模型，分别对相关方程进行 OLS 均值估计和分位数回归估计。
首先考察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以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衡量)之间的关系，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数字经济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系数为 0.1368，在 1% 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影响系数为 0.1390，同样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推动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
随后，将科技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系分析中。无论是 OLS 均值估计，还是分位数回归估计，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系数以及科技创新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系数均在一定水平上显著。以 OLS 均值估计为例，引入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 1 个单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将提升 0.0379 个单位，这一数值是未引入中介效应时(0.0134 个单位)的 2.8 倍左右，充分说明科技创新能够显著增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
数字经济通过科技创新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嵌入 5G、AR、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丰富研发设计环节所使用的工具，优化生产流程的各个节点，推动商贸业态模式创新，催生新工艺和新服务，从而直接带动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这一机制贯穿于从研发设计到品牌营销的整个价值链增值环节，不仅能降低研发设计成本、简化贸易业务流程，还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借助全球可访问的云计算、在线营销平台等在线服务，帮助企业接触全球消费者，提高供需匹配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并减少市场竞争壁垒，进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大数据技术能够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市场信息，明确消费者偏好，为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提供方向，在增加企业创新压力的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最终通过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激发服务业生产活力，为服务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与协作创造更多机会，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效果存在显著的国家异质性，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程度更大。将 31 个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分样本，分别进行 OLS 均值估计和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清晰地呈现了这种差异。
从 OLS 均值估计结果来看，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回归系数为 0.0439，在 5% 水平上显著;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回归系数为 0.0293，在 10% 水平上显著。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幅度大约是发达国家的 1.5 倍，表明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潜力更大。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分位点下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从 θ=0.1 分位点的 0.0968(1% 水平显著)逐渐下降至 θ=0.9 分位点的 - 0.0371(5% 水平显著)，即当发达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处于较高水平(θ=0.9)时，数字经济甚至可能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负向影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从 θ=0.1 分位点的 0.1007(10% 水平显著)降低至 θ=0.9 分位点的 0.0433(5% 水平显著)，虽呈现下降趋势，但始终保持正向且显著，说明即便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数字经济仍能对其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造成这种异质性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类国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初始差异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不同。样本期间内，发达国家服务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主要从事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服务，凭借技术和品牌优势占据高附加值环节，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本身较高，因此数字经济对其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对较小。同时，发达国家虽加快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注重技术自主研发和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当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数字技术与服务业高端需求之间可能出现不匹配，导致数字经济的提升作用减弱甚至转为负向。
而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凭借低成本要素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主要从事运输、仓储、维修等低端服务，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尽管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和扩散，增加知识要素禀赋，突破价值链 “技术陷阱”，借助数字经济红利实现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弯道超车”，因此数字经济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结合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从以下三方面制定对策。
首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构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同时，探索并实施 “政企研” 人才引育新模式，培养具备数字技术和服务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此外，还应协同推进数字服务产业化和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深化数字技术在不同服务对象以及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不同类型服务中的应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降低服务行业成本、减少服务贸易阻力等方面的优势，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夯实基础。
其次，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自主创新。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的体制与机制，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鼓励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应用。重点关注 5G、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尖端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推动这些技术在服务业中的综合应用，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利用新质生产力整合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到智能服务等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优质服务资源，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为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持续发展注入动力，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效果。
最后，根据国家类型制定差异化政策，精准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对于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投入，同时推动科技创新，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有效促进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对于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地位的发达国家，由于数字经济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还需从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度、增加服务业劳动力就业程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等多个方面入手，多维度发力，以维持并巩固其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地位。
本文基于 2007-2016 年 31 个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深入探究了数字经济行业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但这一效应会随着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逐渐减弱甚至转为负向;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效果;同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发展中国家的提升幅度明显大于发达国家，部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时，数字经济甚至可能产生负向影响。
基于这些结论，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以及制定差异化政策等措施，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助力不同类型国家根据自身情况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这不仅为数字经济行业投资提供了明确方向，也为全球服务业价值链的优化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在全球数字化浪潮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将继续成为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关键因素，深入挖掘数字经济潜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对于提升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且长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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